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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经济”如何释放新动能
来源:中国企业新闻网       时间:2017-07-27 18:27
中速增长期的动能何在,首先对这一时期要有正确定位。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约为8000美元,而美国超过5万美元,其他发达国家也在4万美元以上。这就决定了总体上中国仍处在追赶期
  中速增长期的动能何在,首先对这一时期要有正确定位。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约为8000美元,而美国超过5万美元,其他发达国家也在4万美元以上。这就决定了总体上中国仍处在追赶期。增长动力部分来自于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于发展对中国来说是“新”,但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于创新前沿的成果。创新前沿的进展往往吸引眼球,但能形成的现实增长动力仍是较小比例,大部分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对创新前沿的新经济,也有同样的问题。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着眼,中速增长期的新动能大体上分布在以下领域。
 
  第一,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开放、改革、竞争。近期有的民营企业关于中美两国制造业投资的成本比较引起广泛关注。分析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直接相关。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是“两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准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尽管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它金融行业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可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或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中心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区域公司、干线公司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理解和展开,一是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之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之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
 
  第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由分化而带动的优势企业成长。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种态势反映了经济接近底部、转入中速增长后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之后,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淘汰出局。
 
  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并非喊口号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需要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或环境。供给侧竞争加剧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或环境。在此意义上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竞争加剧机制起作用后产生的要求。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相适应的筛选准则和市场纪律。
 
  适应供给侧竞争机制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所谓“落后产能”,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还是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去产能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兼并重组是以优势企业为主导,一加一大于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好企业背上差企业,如此等等。思路和机制对头,优势企业将加快成长;不对头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
 
  第三,进一步对外对内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还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行业。
 
  个性化、面对面服务,对不可编码知识依赖性增加,是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在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对从业者的知识、技术含量提高了更高要求。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较多地以公共产品或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的方式呈现。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表现出相当高的生产率,但服务业生产率总体上要低于制造业。如何在服务业发展中不过多地拉低全社会生产率,无疑是一个重要挑战。
 
  因此,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这些新特点,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开拓性。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举办多种类型的服务性企业、机构等,对引入不可编码知识尤为重要。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中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第四,以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实体经济效率提升。这是近年来最令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从网上购物、网约车到近期兴起的共享单车,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则具有更大潜能。
 
  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或正在形成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如深圳、北京中关村、杭州等地。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多种创新要素汇集、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活跃,技术创新也呈后来居上之势。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
 
  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的特征。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商业减速抑或衰落,大牌名店关张的消息时有耳闻。而网约车则受到了传统出租车形式多样的抵抗。互联网金融出现鱼龙混杂,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
 
  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宽容,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诸多冲突、矛盾,比如鼓励传统商业搭互联网快车,实现业态转型;通过培训、拓展门路等,促进就业结构调整。难度更大的或许是,监管者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为方式,通过监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对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新特点的适应性。
 
  第五、激发创新前沿成果带来的增长动能。尽管中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短,在某些领域出现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比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内尚难以成为大的增长动能,但对中国整体技术进步、更快进入创新前沿意义重大。
 
  迄今为止,中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或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场、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当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时,所要求的是增长方式整体性、实质性的转变。在以往的高增长时期,运用的知识、技术、管理等基本上是已知的,在此基础上组合资源,这也正是为什么高增长能够实现的重要依据。而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增长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取。增长方式需要对大大增强了的不确定性作出积极且可持续的反应,增加或强化部分体制机制性元素,如认可并保护知识向资本的转化,更加尊重知识产权;延长、稳定科学家、企业家的预期,使之与创新周期相适应;政府对科技和产业未来发展的观点更具方向性、建议性和可调性,把实际选择权主要交给市场和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确保创新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可流动性,实行与时俱进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政策;政府要加强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公平地向全社会开放或提供。
 

责任编辑: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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